突然，裴依瑞(W.Speiser)与汪少伦两人就中国艺术进行了探讨，辞精义，至迟至至迟，他们屡谈诗画，或书与画的问题，正是这正是中国艺术的关键。本人愿就这一问题，就一时涉思所及，提出我的意见，一面聊一谈，他对于那些含糊不清的见解，试作平易近情的整理。
在中国古代，诗、乐、舞三种，都有其共同之处。《尚书·舜典》说：“帝曰舜，命汝典乐，教子；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行，音与音，音与音，音与音，音与音，音与音，音与音，音与音，音与音，音与音，音与音，音与音。他收集各地的民歌、乐章，编入《诗经》，孔子的弟子子夏在《诗序》中说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也，在心为志，作诗。情欲使中遂为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叹之；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美；永歌之不足，则手舞而足；(这三种观点，都是起源于古代的)，在这一点上，《舜典》与《诗序》中的伪托问题，这三个方面都是在一条曲子上发展起来的，这三个方面都是关节相通的，首尾相衔。而论诗乐舞者，奉黄金之律，莫敢不敢也。
关于这三种艺术的起源和性别特征，尽管在今天的艺术科学(Kunstwissenschaft)热诚阐发，非不但否认两者间有亲属关系，而且还有许多学者更具条理性的关联。在一部著名的著作《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》中，我们的教授待索阿(MaxDessoir)先生也把"好"(Mi.mik)"和"音乐"这一范畴纳入了同一个范畴，这就是所谓"音乐的艺术"，可见古人的智慧和今日科学考察的结果，也有不谋而合的地方。
后来人们又把诗书画三种艺术结合起来，这在欧洲和东方都无法找到，而东方也只存在于中国(日本从中国流传过)。凡是谈论中国艺术，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。
清代石涛与尚书著录。
唐玄宗称赞郑虔的“三绝”(见朱景玄《唐代名画录》)后，诗、画三个字，便可轻易联系起来。玄宗，浅言之意，似乎是指郑虔多才多艺，会诗、会书、会画，正如欧洲人所说的米开朗琪罗，在建筑、雕刻、绘画三个方面都有很高的地位。诗、画、画各有领域，故不必一人兼能，但由于时代艺术生活的高超，画家以多种修养为基础，其造诣亦多。表象事实如此，但它的真义似不止这些。中国诗、画、书、画确有不可想像的关联，惟有诗乐舞三分之同耳。现试为陈述者：
一是书与画的关系，二是诗与画的关系。
唐末五代艺术史家张彦远论书画的关系：“顾恺之迹，紧劲连绵，循环超忽，格调逸易，风致电疾，意欲存笔，画画尽意在，所以全神也。昔张芝学崔瑗、杜度草书之法，故改之，为今草书之体，一笔一笔，气脉相通，隔而不断。惟亲王敬明其深旨，故行首之字，往往继其前去，世上谓之书。后来陆探微也作了笔画，并有连贯，故知书画用笔法。””张僧繇点曳手，依附夫人“笔阵图”，一划一划，一刀一刀，一刀一刀，一刀一刀，就是一刀一刀。吴道玄和古今独步，前不见顾、陆，后无来者，受法笔于张旭，而知诗画以笔同之。”要问问诗画与画的关联，我们可举出下列观察：
一、书法在中国很早就由实所用的工具演变成纯艺术。
二、书、画所靠的物质材料：笔、墨、纸、绢同。
三、书、画的构图美，同是线条的流动与生动。
四、运笔的书法结体，是绘画中不可缺少的准备功夫(基本练习)。
因此，张彦远便十分伶俐地将书法发展作了比照，说他的艺术史(绘画史)见解，可说是做“书法艺术史”，于是他得出了非常聪明的结论，就是把书法的发展比作为“书法艺术的发展”。(俱见《历代名画记》)一切艺术，虽然种类不同，源远流长，也都要牵连到同一亲属，书和画何尝不可如此，但我此时不欲推深论旨，愿就近处着眼。这一点，书与画的结合，不是书要画，而是要画的要求，是书为画的前提。这种观点，与邃古之世几个国家的象形文字，“书要画，画为书的前提条件”，应成为一种适当的异议。这是没有他的，所使用的工具与艺术表现的不同耳。抑或说，中国艺术的发展，每一次都倾向于个性的表现，超越自然而不屑接近自然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书与画的联结，自晋以来，就一直是画史的一部分。
宋马远月下杯图
至宋以后，人们又尝试着将诗画结合起来，但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书画，兹举如下：
一、自唐以来，山水画日益发展为绘画的本流，同时诗歌中赞美自然的热情与绘画的热情相互影响。苏东坡把山水画家和自然诗人王维称之为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其画，画中有诗。”
二、尤其是北宋以后，墨戏画在文人情趣的空气中发达起来，这类山水-竹编戏作品，是由情感的压力瞬间释放出来的，与抒情诗一样。苏东坡诗曰：“诗画万物，天工清新。”又：“古来画师非俗士，妙思与诗同出。”
三、无论画家还是诗人，他的画都会有较高的评价，所谓“画师非俗士”。
我们现在明白了，书与画的结合，不能说没有本质的联系，然多分是技巧与表现手段(工具)的接近；而诗与画，一用文字与声音，一用线条与色彩相结合，故其结合不在外的手段。诗歌要求绘画，以自然物的和谐纳于声律；绘画也要求诗歌，以宇宙万物的节奏、人的心灵的呼吸和血脉的流动，托于线条的色彩和血脉的流动。
后来，许多画家在这特殊的空气中，形成了一种兼会诗工书的习惯。一幅画好了，就写一首诗，诗的内容和内容通常是相辅相成的；而他写的诗，在书法方面，也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技巧，因此，这就成为一幅完美的画。如果他的人却会画而不会诗者，其评价立即低落，董其昌的仇英即其一例。从这种关系来看，诗人不会画会书，书家不会画会画的诗，画家要会写诗。诗歌和书籍往往成为装饰画的必要辅助，变化多端，可使画和装潢相媲美。这一风气自明以来尤其盛行。所以画不会书的画家，题款时要请人代笔，不会诗的画家也要勉抄几首诗(当然，有些名家也常抄几首诗，我在此间只指不懂诗而硬要请人代笔)。这股腐化的风气，不再是上述诗书画的组合，而是积久病生的恶习。不过，我们也因此知道：做一位中国画家，是何等难，画中所历的阶梯是何等的奇特，我们对绘画的渴望，也不能不把书法和诗歌都兼而有之。
